今天，我犯了一個錯誤，從都柏林經倫敦的希思羅機場飛往巴黎。考慮到倫敦，並且希思羅機場也在這個失敗的前發達國家「英國」內，這真是我非常愚蠢的舉動。 我差點為這個疏忽付出慘痛的代價。 我的中途停留是1小時30分鐘。當我從都柏林的航班抵達2號航站樓時，我開始四處尋找前往巴黎的轉機航班，該航班位於5號航站樓。一位熱心的移民官員指引我去搭乘一列可以免費前往5號航站樓的火車。在穿過一個錯綜複雜的隧道迷宮走了大約15分鐘後，我終於來到了這列火車。 這列火車需要我獲取一張免費前往5號航站樓的票。在一台自動售票機前排隊後，我按下了一個按鈕，機器便吐出了這張票。我然後用這張票通過了旋轉門。一旦到了月台（標示不清），我發現——通過詢問一些當地人——前往4號航站樓的火車實際上並不會到達5號航站樓。（這在火車站的任何標誌或其他信息中都沒有明顯顯示。）因此，我必須等17分鐘才能搭乘前往5號航站樓的專用火車。 於是我就這樣等著。大約20分鐘後，我抵達了5號航站樓，發現我在出發區。儘管我正在轉機，我仍然需要再次通過機場安檢。因此，我在安檢隊伍中等候，看著其他人與自動登機證掃描器掙扎。最後我終於到了掃描器前，當我掃描我的登機證時，顯示出錯誤，告訴我去找英國航空的員工。（可悲的是，我的愛爾蘭航空航班是由英國航空運營的。） 於是我去了英國航空的出發櫃檯，過了一會兒我找到了我應該排的隊伍。我在隊伍中等了10分鐘，終於被允許見到一位英國航空的員工。 英國航空的員工告訴我，我已經錯過了我的航班，因為登機時間是12:15，而現在是12:17。我爭辯說登機可能會持續超過兩分鐘，我可能仍然有時間趕上12:55的航班。她對這個說法似乎持懷疑態度，但我最終說服她幫我試一試。 英國航空的女員工把我帶回安檢隊伍，告訴我在隊伍中等候（這將需要15分鐘）。我懇求她讓我插隊，她答應了，並向一位南亞裔的安檢員工解釋了我的困境，讓我通過了繩索障礙，來到了隊伍的前面。 這位南亞裔的男子實際上是我們故事的英雄。 當我插到安檢隊伍的最前面時，一位安檢員工對我大聲喝斥讓我回去。這位可愛的南亞裔男子隨即對她大聲喝斥，讓我通過，他自信的氣場讓我得以通過。我被允許通過，這位南亞裔男子甚至教我如何使用安檢機器，以確保不會阻止我進入。他告訴我告訴行李掃描的同事，我被允許插隊。 我快速跑向行李掃描的隊伍，這看起來還需要額外20分鐘，我直接低頭穿過障礙，來到了隊伍的最前面。我向那裡的員工道歉，告訴他我的航班已經在登機。他告訴我，既然如此，我已經錯過了航班，繼續也沒有意義。但我告訴他，他的同事（前面提到的南亞裔男子）指示我無論如何都要通過安檢，他接受了這個說法，讓我通過。我需要對我的鞋子進行額外的掃描，但還是順利通過了。 然後我跑向登機口，穿梭於各種旅客之間。當我到達登機口時，發現航班仍在登機，他們讓我通過。然後我在登機橋上站了20分鐘的隊。 自然，我的行李並沒有在巴黎到達。

我不想這麼說，但斯托勒在這裡是對的（雖然可能不是他所想的原因）。高資本回報率是政策（監管、許可等）抑制資本積累的跡象。 如果美國投資更多，資本回報率將會下降。